王梅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变迁逻辑与优化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1.04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历经初步建立、渐进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的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研究生奖助政策发展的关键节点为线索，分析发现：经济体制基础、权力管理模式、思想观念环境是其深层结构，政策制定主体的自我强化趋势和高校行动者精英团体的支持作用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内部供需矛盾和外部示范效应是激活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动力。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内涵，需突破路径依赖，强化立德树人导向，加强奖助政策中国特色，建立反馈评估机制。

 关键词 

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逻辑；优化选择；历史制度主义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顶端，其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重要标志，肩负着培养国家科技创新主力军的重担。研究生奖助体系作为优化人才培养环境的重要举措，其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历经变革，现已发展成为研究生教育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奖助体系在日臻完善的同时，收获的成效并不都尽如人意，有学者在一项对13所高校发放的2729份关于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情况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奖学金仅使44.95%的研究生“提高了学习和科研的上进心”，发挥了激励作用。在国家相继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驱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背景下，研究生奖助政策正处于新的历史节点，准确把握政策发展历史和变迁逻辑成为推动政策创新的关键。为此，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回溯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历史发展，探讨制度行动过程和变迁逻辑，以期对我国研究生的奖助体系发展创新提出有益启示。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制度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焕发活力，并发展成为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人们为解决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创造的手段。历史制度主义从比较政治学、解释社会学及复杂性理论中汲取养分，以其前沿理论范式、历史分析厚度、对政治学传统方法论批判继承等特性成为新制度主义备受推崇的三大主流之一，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并肩而立。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与历史过程结合，通过回溯发展历史展现影响制度变迁的多重变量及其关系，创造性地将中层制度作为研究焦点，并与结构主义、理性主义结合，建立“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分析框架，为制度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回答将是理解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逻辑的基础，对奖助政策改革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在政策文本的历史事实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基本分析范式，一方面分析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国家宏观制度情境，探求起支撑作用的可以概念化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在推动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分析研究生奖助政策作用机制，即探究行为主体博弈产生何种动力机制以及路径依赖形成的缘由。

 二、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历史变迁 

历史不是事件的集合，而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通过研究历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变点”，可探寻各时代特性。基于制度变迁分界点的“关键节点”概念，本研究依据研究生奖助体系关键政策发布时间，结合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内容，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变迁历史划分为初步建立（1949—1990年）、渐进式发展（1991—2013年）、内涵式发展（2014年至今）三个阶段。（见图1）

（一）初步建立阶段（1949—1990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崭新的时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起步阶段，为帮助在校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促进劳苦工农群众接受高等教育，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调整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原则、标准、办法》（〔52〕厅秘字第250号）中指出“鼓励学生升入高等学校深造，全部给予人民助学金，保证其完成学习任务，毕业后统一由国家分配，参加各项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国高等人才培养几乎中断，因其对教育事业产生的严重后果，引发人们对人才培养的广泛关注。1977年，研究生招生恢复，研究生教育重新焕发活力，当年颁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办法》（〔77〕教计字530号、〔77〕财事字180号）将人民助学金的资助范畴扩大到除国家职工身份外的所有研究生，切实保障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研究生教育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85年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响应国家培养人才的号召，《关于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生活待遇等问题的规定》（〔85〕教计字180号）随后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并首次对博士生的资助额度给予倾斜。

从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我国研究生奖助体系结构单一并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虽实现了保障研究生学业完成的最初目标，但无差别全部覆盖的规定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政策对研究生基本无激励作用，且单一资助经费来源导致政府收支不平衡，奖助制度亟需变革。

（二）渐进式发展阶段（1991—2013年）

1990年12月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加强教育和科技事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此教育方针，1991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制度试行办法》（教财〔1991〕98号），首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设立普通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明确“保障”与“奖励”的概念，正式取代人民助学金制度，成为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

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循序渐进地推进权力下放，1994年国家教委、财政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教财〔1994〕50号），在提升奖学金资助标准的同时规定优秀奖学金标准、评定比例和发放办法等由各高校自行设定，将权力下放的趋势扩大到研究生奖助体系中。1995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和教育日益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关于编制200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中规定“200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拟按12万名左右安排，比1999年增加30%”。招生规模大幅度增加促使政府致力于为全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尽力实现教育公平，避免优秀学生因家庭无力支付学习费用而造成人才流失，政府针对家庭贫困学生保障问题初步构建并完善两项保障性措施。其一，颁布实施助学贷款措施，2000年执行的《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提出“加大对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正式将助学贷款列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一部分。之后相继建立以风险补偿机制为核心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代偿办法，进一步丰富完善助学贷款措施，推动助学贷款工作顺利平稳进行。其二，完善“三助”岗位津贴措施，早在1994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教财〔1994〕50号）中就提及应积极推进“三助”改革。但“三助”政策在研究生奖助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实际开展情况并不乐观。为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调动学习积极性，2007年、2009年相继发布《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07〕7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09〕1号），关注高校“三助”措施的实施情况，通过增加岗位数量和津贴额度提高“三助”措施地位，使其切实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为激励在校全日制研究生勤奋学习、努力科研，财政部和教育部于2012年、2013年颁布《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2〕342号）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219号）。此阶段还出台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220号），将“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提高全日制研究生的待遇水平，保障基本生活需要。重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强调建立助研津贴制度并加强管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在这一阶段呈现渐进式发展特点，奖助体系内容日益丰富、形式逐渐多样。2013年我国现行的多元化奖助体系主体正式形成，成为奖助政策演变的特殊节点。但此时的奖助体系不完善、奖助机制不灵活、奖助结构不合理、奖助导向不明确、对学生心理状况和能力提升的关注度不够等仍是主要问题，需要继续深化奖助体系改革，寻求建立更加合理的奖助体系。

（三）内涵式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决定向2014年全体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为保障顺利完成学业，该《意见》着重强调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在此背景下，政府相继出台并完善一系列奖助政策，提高研究生奖助标准，充分发挥助学贷款作用，保障不同受益群体合法利益。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教研〔2014〕6号）中将“三助”扩大到“三助一辅”岗位津贴，助困与培养全面并行。《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财教〔2014〕180号）对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及比例进行调整，“继续大力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满足学生的贷款需求”。国家奖学金设立之初，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生争取上进、勇攀科研高峰的热情，但评审过程因考评机制缺陷而乱象横生，引发争论质疑，教育部为规范评审过程，在2014年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教财〔2014〕1号），有效遏制各种失序现象。奖助体系不仅保障研究生生活和激励产出科研成果，其德育意蕴更应重视。2017年，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将资助育人纳入“十大育人体系”，《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教财〔2018〕12号）中更是明确提出“着力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立自强、创新创业精神，将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结合起来……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凸显出立德树人工作在研究生奖助体系中的重要性。

形成现行较为稳定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主体后，为提高奖助工作效率，研究生奖助政策转向内涵式发展，其制定主体转向关注研究生本身的发展，并开始重视奖助工作中的教育导向，但奖助体系的激励作用有限、保障功能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三、深层结构：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宏观背景分析

基于研究生奖助体系的保障、激励作用，其行动主体囊括政府、高校、导师、研究生、社会等，共同构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就是尝试找出政策背后的“一般原则”，再由“一般原则”解释形成研究生奖助政策的深层结构，包括经济体制基础、权力管理模式、思想观念环境等。

（一）经济体制基础

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走向，研究生奖助政策的演化历史映射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统一制定资助标准和范围的人民助学金作为唯一措施，政府计划直接决定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济调控方式转向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生奖助体系发生制度断裂，由单一助学金制度转为初期兼具保障、激励作用的奖学金制度。90年代中期，国家为拓宽奖学金的经费来源，明确提出鼓励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出资为研究生设立奖学金，分担国家培养经费成本，促使奖助体系发挥激励作用，培养具备优异品德的高质量人才。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我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聚焦于高层次精英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的资助力度持续加大，并一再改进研究生奖助制度，形成由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共同构成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奖助体系，致力于提高培养质量，实现育人根本任务。由此可见，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成为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根本性影响因素。

（二）权力管理模式

建国初期，我国受苏联模式影响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央对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实施接管和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作为把握研究生教育质量命脉的奖助体系，仅有的人民助学金由国家统一制定发放范围和标准，方便管理的同时也带来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时期，政府是奖助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高校及社会力量难以介入。政府作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一级决策者，是决定奖助体系何去何从的根本力量。最初的集权管理极大保障了高层次人才的供应，有力地推动研究生奖助体系逐步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也随之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特征。20世纪90年代，政府强调放权给地方、企业，研究生奖助体系放权也体现在优秀奖学金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并自行制定评审规则。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和社会力量在研究生奖助体系中的话语权加大，国家奖学金评定方法修订等措施体现出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各校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奖助学金方案，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了资助经费。纵观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七十年，集权管理模式仍是其主要特征，其弊端现在仍困扰着奖助体系作用的发挥。如社会力量在奖助体系中的权力与参与度有限，往往只能作为决策监督者，国家经费投入压力大的同时，易导致研究生所获奖助学金数目两极化严重，难以实现激励作用的最大化。

（三）思想观念环境

长期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群体对相同事物的观点相对一致。研究生奖助政策的核心理念在于保障生活和激励奋进，这与我国社会思想观念相契合。其一，社会普遍对啃老现象呈批判态度，奖助体系的存在满足了学生渴望在研究生阶段拥有一定经济收入来保障自己的日常生活，不愿接受父母救济的需求；其二，从小耳濡目染、力争上游、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奖学金的激励作用有其发挥空间。总体而言，社会思想观念为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发展完善创造了有利环境，自2014年全面实行研究生学费收费以来，奖助体系以其核心理念获得大众支持，在教育投入机制改革背景下，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改进完善。但是，浮躁的社会风气也渗透于研究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如何发挥奖助体系的激励作用，使学生能坐住研究学问的“冷板凳”，这是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四、路径依赖：研究生奖助政策的中层制度分析

自2013年现行的研究生多元奖助体系主体形成后，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处于内涵式发展阶段，因学习效应、自我强化效应形成回报递增，导致依赖现有路径而出现锁定现象，难以突破形成新的发展路径。从中观层面对制度自身进行分析，可得到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为选择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依据。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过程中，因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自我强化趋势和高校行动者精英团体的支持，致使奖助政策变迁出现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自我强化

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在国家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成为一种共识，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将以创新人才为核心。以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的研究生教育，因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仍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奖助政策作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政府对其发挥主导的权力。长期以来，中央政府通过研究生奖助政策分配教育资源，朝向“资助育人”的目标努力。如果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制定主体发生变更，由于其他行为主体间存在博弈行为，从而会减弱政府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宏观调控能力。依据历史制度主义观点，一项制度确立会引起相关政策领域的协调效应，社会将制定其他相应制度，形成制度网络，以确保人们能够执行这一制度。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由于对主导作用的适应性预期及制度网络的自我强化效应，使得退出制度的成本不断上涨，政府基于这些缘由趋向于维持原有路径，对研究生奖助政策改革的动力不足。

（二）高校行动者精英团体的支持

高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载体，是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在研究生奖助政策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高等学校为寻求发展，存在跳出路径依赖的意愿和动力。在长期运行的制度框架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这意味着，在政府主导制定研究生奖助政策的背景下，高校被动接受奖助体系各种制度的同时，积极发挥高校自主权，扩大在奖助体系中的话语权。我国高校系统呈现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国家对不同层级高校的资助额度不尽相同。当前，国家出台多项办法和通知改进研究生奖助体系，以期激发出高校改革自身奖助学金方案的活力。2013年《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地方所属高校研究生助学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设立……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高校的研究生奖助政策实际实施情况受地方财政拨款额度制约，有改变制度的迫切意愿但缺乏有效手段。与地方高校相对应，部属高校作为精英行动者，在研究生奖助学金政策中受限较小，制定及评审奖助学金中的问题虽使他们对现有的制度路径有一定改革需求，但意愿不够强烈也并不急切。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校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受益群体，他们意识到改变现行的奖助制度需付出高昂成本，致使改革动力不足，更愿意保持当前路径的锁定状态。

五、动力机制：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微观行动者分析

每一项政策的演变不仅受宏观结构的影响，行动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也推动了政策变迁。一般来说，导致制度系统变迁的因素往往有内生和外生两种，内部需求矛盾和外部示范效应共同推动着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变迁。

（一）供需矛盾的内生驱动

历史制度主义中行动者受自身利益驱使，主动进行权力博弈，以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历史变迁过程，体现出政府、研究生、高校、社会之间的供需矛盾作为内生驱动力推动研究生奖助政策走向完善。一方面，政府与研究生关于奖助学金数目的供需存在矛盾。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巨大活力，国民人均收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研究生奖助政策也于1992年废除“大锅饭”式的人民助学金制度，改为设立奖学金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转型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为保障研究生正常生活消费，政府主导改革奖助政策，丰富奖助学金类型，加大社会力量投入，极力满足研究生需求，为解决奖助学金数目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不断努力。另一方面，高校与社会关于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供需存在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迈向“创新驱动的第三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相当程度上倚仗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而研究生奖助制度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有力手段，其内部的供需矛盾始终处于奖助政策的历史发展中，成为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强劲推动力量。

（二）示范效应的外部驱动

奖学金制度的创立作为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奖助制度发生断裂，此后我国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单一助学金变为多元奖助制度并存，国外先进奖助体系的示范效应无疑在政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奖助政策改革要在短期内卓有成效，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早在2006年，有研究指出“借鉴国内外大学奖助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研究生奖助体系”。更有学者通过总结美国研究生奖助体系的特点及经验，对我国研究生奖助制度改革的新阶段提出有益建议，以期在院校试点中取得良好成效。教育部负责人就完善研究生投入机制答记者问时也指出要学习国际经验，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近年来，社会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诉求以及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内部矛盾驱动奖助政策变迁，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六、优化选择：研究生奖助政策的绩效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生教育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研究生在学人数已达273.13万人，且招生人数呈逐渐上涨态势。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投入总额从2013年的30 364.72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46 562.01亿元，国家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迅速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据《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统计，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资助资金投入逐年增加，投入总额从2014年的716.8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 150.3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55%。政府支持研究生奖助体系发展并收获良好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势在必得，迫切需要对研究生奖助政策大胆创新，切实发挥政策的价值引领作用，完善奖助政策内涵，为加快建设创新性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变迁的历史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需通过强化立德树人导向、加强中国特色、建立评估机制来突破发展瓶颈。

（一）坚持立德树人，激发科研热情

育人为本是研究生教育的内在使命和根本价值准则，随着研究生奖助政策内涵的不断深化，立德树人导向仍需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部分高校在实际评优过程中，无法摆脱“五唯”局面，缺乏对思政理论的引导，研究生被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致使研究生奖助政策发挥的激励作用有限。因此要发挥立德树人培养导向机制作用，改革评价指标体系，消弭对奖助政策的错误认知，反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切实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通过奖助育人多种途径转变学生观念，重新塑造为国家和科研奉献的品格，从源头上激发研究生科研热情，使得研究生奖助政策的激励作用落在实处。

（二）发挥示范效应，加强中国特色

研究生奖助体系作为研究生培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教育观念根深蒂固，难以一时之间巨变，欧美国家经验纵然先进，但若不能有效适应中国国情，其效果势必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先进经验并不是拿来即用的良方，需要“望闻问切”地对症下药，才可药到病除。古今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在发挥示范效应的同时，要基于我国文化内核，结合国情加强中国特色，这才是研究生奖助政策长远发展的根本之策。如欧美国家的研究生助学贷款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但我国自2000年设立助学贷款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助学贷款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冗杂的行政审批手续及严格的准入标准、额度控制是主要障碍。在我国研究生奖助体系基本完善，但陷于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优化研究生奖助政策，是改革的落脚点之一。与此同时，研究生奖助体系要加强中国特色，其结构调整要体现国家战略规划方向，对于基础学科和偏远艰苦地区的发展需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将示范效应的外部驱动与解决内部供需矛盾相结合，共同推动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变迁与完善，不断创新奖助模式，满足实际供需要求。

（三）丰富决策主体，建立评估机制

我国最初实行的集权管理模式到现在仍有深远影响，研究生奖助政策制定主体单一就是其表现之一。高校和导师作为政策落实者，研究生作为政策受惠者，直接面对奖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但因缺少有效反馈途径，易致积弊难除。社会力量在奖助体系中的作用仅通过设立各类奖学金来体现，话语权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决策主体即政策制定主体多数情况下只包括政府，高校及社会的实际诉求难以通过制定新政策来实现，研究生奖助政策囿于困境，“自上而下”的变迁路径仍是主流。高校行动者精英团体支持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在“双一流”建设强调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打破原有精英团体的身份固化倾向的措施下有所突破。但由于现行的研究生奖助体系难以评估其执行效果，且各高校管理机构并不一致，国家难以统一调配。因此，需建立有效的研究生奖助体系评估机制，在高校内部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在外部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动态评估，调整细化评估标准，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尝试建立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会话机制，确保行动主体积极采纳多方意见，及时掌握并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地实现研究生奖助政策的保障与激励作用。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张鑫宁做了大量资料搜集、文献整理及部分文字工作，在此特别致谢！

 作者 

王梅，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天津　30035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2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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